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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論》與《社會分工論》的內在聯系

埃米爾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一書與他之前的《社會分工論》一書在內容上聯系密切,也有人將《自殺論》當做《社會分工論》的續篇。 一、《自殺論》的主要內容及觀點 在《自殺論》中,迪爾凱姆對自殺作出的定義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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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爾·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一書與他之前的《社會分工論》一書在內容上聯系密切,也有人將《自殺論》當做《社會分工論》的續篇。

  一、《自殺論》的主要內容及觀點

  在《自殺論》中,迪爾凱姆對自殺作出的定義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殺。

  迪爾凱姆發現關于自殺的發生有這么一種較為草率的結論:自殺是精神錯亂者所特有的行為,自殺只有在精神錯亂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那么,是否所有精神錯亂的自殺都是源于相同的動機呢?答案是否定的。迪爾凱姆認為,精神錯亂者的自殺基本可以分為四種類型:躁狂性自殺;憂郁性自殺;強迫性自殺;沖動性或不由自主的自殺。

  雖然許多自殺者的確存在精神錯亂的情況,但仍有很多自殺者不屬于這類狀況,實際上非精神錯亂的自殺者的數量要超過精神錯亂的自殺者。迪爾凱姆認為,非精神錯亂者產生自殺行為,或者是由于某種客觀現實,抑郁或是由于某種介于精神失常和完全的心理平衡之間的精神狀態,即神經衰弱的各種反常狀態。但是,迪爾凱姆分析發現,社會自殺率同精神錯亂以及神經衰弱沒有任何明確的關系。

  神經衰弱只是一種自殺的誘因,而這種誘因在不同的情況下會誘發不同的實際行動。

  迪爾凱姆按照自殺的不同原因,把自殺分為三種類型,即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和由于社會混亂所引起的自殺。利己主義自殺源于個人與集體的疏離。個人在集體中缺乏歸屬感,個人為實現自身利益而脫離了集體,但卻造成了目標的喪失和由于個人能力不足而難以實現自身利益,由此產生了悲觀絕望的情緒,最終導致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則正好相反。個人與集體間的聯系過于密切,個人完全將自身與集體融為一體,當集體利益需要個人自殺或者個體認為自己的生存是集體的負擔時,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的自殺就會產生。由于社會混亂所引起的自殺也稱為失范型自殺,主要源于社會規范的缺失。一旦良好的社會秩序被打亂,在新的社會規范確立之前,社會成員會對自身和社會的發展產生迷惘、質疑和絕望,最終導致個體的自殺。

  為了防止和消除自殺,迪爾凱姆提出了以下設想:一、對自殺者進行懲罰,以警告其效尤者;二、對悲觀主義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精神狀態恢復正常;三、改進教育,培養人們的堅強性格,增強信念;四、重新發揮家庭在防止自殺中的作用;五、恢復行會,建立不同職業的職業組織,使個人命運與集體組織聯系起來。

  二、《自殺論》與《社會分工論》的內在聯系

  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提到,自殺的反常發展和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這種觀點很自然地會令人聯想到其曾在《社會分工論》中所表達過的一種觀點。時間帶來社會環境的變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人們為了在新的生存條件下中獲得新的幸福,不得已地投入新事業。已經消逝的快樂需要更加強烈的刺激才能重新燃燒起來,怎樣使能夠利用的刺激變得更多更強烈,在迪爾凱姆看來,需要使我們的所有勞動更有效率,更加分化。

  迪爾凱姆提出:我們的幸福并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而增長,變化和進步只會給個人帶來麻煩而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

  迪爾凱姆調查發現,自殺數量同文明程度成正比。迪爾凱姆認為,豐富多彩的文明生活雖然能給人們帶來快樂,卻也在強迫人們從事單調冗長的勞動。原始社會的人們為適應各種環境,滿足各種需要而從事各種不同的勞動,文明社會高度發達的勞動分工則促使人們持續地甚至永久地委身于同一種工作。正是穩定的生活和單一的工作使文明人比野蠻人更容易感受到微弱的刺激,并且這種刺激所帶來的痛苦要超過快樂,甚至過多的快樂本身也會轉變為痛苦。

  既然社會變化和勞動分工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削弱了人們的幸福感,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并且能夠在社會分工本身中找到解決之道呢?迪爾凱姆認為,即使是在人數非常少的家庭集體中也是存在勞動分工的,并且這種家庭分工越發達,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也就越密切。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也提到,成員關系融洽的家庭能夠有效的防止自殺行為的產生。

  但是,雖然家庭對個人的影響遍及各個方面,但家庭的作用仍不夠細致,尤其是當家庭的統一和和睦分崩離析之后,它在防止自殺方面的效力也就基本消失了。因此,迪爾凱姆在《自殺論》和《社會分工論》中都提到了職業組織的概念。職業群體同家庭模式是存在著聯系和相似之處的。最初的職業團體正是脫胎于家庭模式,反之,家族群體本身也是一種職業團體。正是由于包括職業群體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次級群體的存在,個體才能密切融入到社會生活之中。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提出:自殺現象以及其他許多弊病的產生,都是社會失范的標志和結果,而能夠使個人命運同集體組織聯系起來的職業群體是有效防止社會混亂和病態的有力手段。與此同時,迪爾凱姆也承認職業組織絕不是包治百病的。社會危機包括許多方面,造成社會危機的原因也及其復雜。因此,即使存在某種公正合理的適用于全社會的規范體系,也不能徹底治愈整個社會機體的疾病。此外,職業團體的作用也不太可能一勞永逸地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新的職業團體還沒有形成,無法解決的新困難就會占領高地。并且,新生的職業群體在取得不遜于家庭的持久性和成熟性之前,也還沒有資格和能力勝任各項任務,比如調節群體成員的經濟生活。

  人們之所以責備分工,是基于假設分工破壞了人的完整性,削弱了人的人格。

  迪爾凱姆卻認為,個人的人格非但沒有由于專業化的發展而受到損害,反而隨著分工的發展而一同發展。分工的另一助益是使勞動變得更加高效,從而縮短了勞動時間。因此,對分工持有單純的批評態度是不公平的。迪爾凱姆的觀點是:雖然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分工使人們所從事的工作相對獨立,但只要各工作領域的人們意識到大家是在為同一個大目標而共同奮斗,勞動分工就不會削弱社會成員的有機團結。

  綜上所述,迪爾凱姆的觀點是,自殺現象是各種社會病態的一部分,是社會失范的表現和結果。勞動分工不應當為自殺問題負全責。事實上,社會分工首先是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有機團結,并且社會分工所促生的職業組織其實是有益于防止自殺現象的。

  參考文獻
  
  [1]埃米爾·迪爾凱姆。渠東譯。社會分工論[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2]埃米爾·迪爾凱姆。馮韻文譯。自殺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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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周耿。論社會分工對人性的影響--以中國哲學為視角[J].湖南: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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