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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探析

摘 要: 在老舍的小說中,除悍婦與傳統女性之外,還有一類并不健全的、時代夾縫中的新女性形象,她們體現了新思想文化的局限性與自身的動搖性、依附性,但也反映了幾千年父權社會壓迫和控制女性的兩種方式:直接剝奪女性的社會職能、經濟地位與更隱蔽持久的精神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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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老舍的小說中,除悍婦與傳統女性之外,還有一類并不健全的、時代夾縫中的“新女性”形象,她們體現了新思想文化的局限性與自身的動搖性、依附性,但也反映了幾千年父權社會壓迫和控制女性的兩種方式:直接剝奪女性的社會職能、經濟地位與更隱蔽持久的精神奴役。老舍最終否定了這類新女性。但由于男性視角,以及其注重國民身份而懸置個人解放的立場,老舍并沒有為女性如何擺脫歷史沉疴指出一條明路,這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思考。

  關鍵詞: 老舍; 新女性; 女性解放;

  老舍的小說并不以表現愛情與刻畫女性形象見長,總地來說,老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長廊中,最主要的是兩種類型的女性形象:悍婦與傳統女性。前者有虎妞(《駱駝祥子》)、王二妞(《柳家大院》)、牛太太(《牛天賜傳》)等,她們往往追求個人享受或權位財富,蠻橫潑辣、舉止粗俗或傲慢。她們對丈夫頤指氣使,也壓迫虐待其他家庭成員。老舍對她們十分厭惡,因此時常將她們的形象進行漫畫式夸張與丑化,并毫不留情地對其諷刺與否定;后者如小福子(《駱駝祥子》)、《微神》的女主人公等,她們通常純潔善良、勤勤懇懇、愛護家人。她們試圖自力更生、在社會上求一線生機,卻常常只能被嚴酷的現實打垮。老舍對她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與哀憐,卻無可奈何地寫下她們從精神到肉體被整個社會吞噬毀滅的悲劇。

  而在悍婦與傳統女性這兩類仍隸屬于“舊”陣營的形象之外,老舍作品中還存在著一類有些曖昧不明的“新女性”形象。

  一、兩類新女性——困守家中與離家之后

  相比于五四一代作家對于外來思想文化普遍正面而主張積極學習的態度,老舍對于冠以“新”字頭的事物的態度則更加審慎。因為“他們的稱呼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云也要更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1]。魯迅的這段隨感足以概括當時社會中許多新舊摻雜、不中不西的狀況,新的思想文化對人的影響也是不徹底的。在悍婦與傳統女性兩大對立類型之外,老舍作品中還存在一類夾縫中的“新女性”形象。筆者這里所說的“新女性”并不包括那一類浸透了中西文化糟粕、只重視個人利益與享樂甚至可以犧牲家國大義的所謂“新潮女性”,即使以現代而非傳統的眼光看,這種近似諷刺漫畫類的丑角也是應該被全盤否定的。筆者指的是這樣一類女性:她們或多或少接受過新式教育,也多多少少不甘于扮演傳統女性的角色(即被局限于傳統的家庭結構中),但她們的種種努力與探索卻終究在現實前宣告失敗。這類女性形象有《離婚》中的馬太太、《趙子曰》中的譚玉娥、《月牙兒》中的“我”、《陽光》中的女主人公、《老張的哲學》中李靜與龍鳳等。

  但仔細分析,會發現這些“新女性”與丁玲作品中叛逆而鄙棄世俗標準的莎菲、茅盾筆下置身于廣闊社會背景、勇敢大膽的孫舞陽、章秋柳卻有很大不同。她們雖然都曾有過追求愛情自由與個人幸福的想法,但既沒有自覺的或比較強烈的女性覺醒意識,也并沒有投身于社會改造與革命斗爭的洪流中。她們不是被小家庭與大社會灌輸的觀念所束縛、最終困守于家中,就是在勇敢地出走后卻發現無路可走、只能出賣肉體或回歸婦女傳統的家庭角色。筆者在此也將老舍筆下的新女性分為兩種類型——困守家中的“玩偶”或“商品”與大膽出走的“娜拉”。

  二、離家之后——娜拉走后怎樣?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猶如盤古開天辟地的一聲巨響,帶來了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新概念與人道主義、實證主義等新思潮。而長久被淹沒在歷史的地平線下、沒有自己聲音的群體——女性,也作為黑暗社會中被欺壓最深的“受害者”之一,得到了相當的關注,“婦女解放”的呼吁匯入反叛封建傳統、進行社會改造的大潮中。易普生的《玩偶之家》落幕時那一個決絕出走以擺脫“玩偶”地位的背影,贏得了無數青年與學者的贊嘆與叫好。

老舍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探析

  老舍的《離婚》則是“近乎無事的悲劇”[2](P176),它主要描寫的是以做媒人和反對離婚作為事業、“古道熱腸”的張大哥和老李身邊庸庸碌碌、逢高踩低的同事們,穿插在如同毫無意義的鬧劇般的生活中的,則是四對夫妻鬧離婚的瑣事。其中的馬太太似乎就步上了子君的老路:她本是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和身為教員的丈夫自由戀愛、為愛出走、組建家庭,但婚后最大的阻力并不是雙方的父母(其婆婆甚至對她關愛有加)或者社會的冷眼,反而是她那拈花惹草繼而再次出走的丈夫。丈夫離家后,她過著近似守寡的生活,婉拒了老李的親近。但等丈夫終于肯回來,卻帶回了另一位“志同道合”的高同志。“浪漫”過的馬太太最終選擇了投降,和丈夫一起上桌吃了飯,她在半夜和丈夫的爭吵最后也沒了動靜,老李的最后一點“詩意”也終結了。

  為爭取個人幸福或戀愛自由、勇敢從父母的舊家庭出走的新女性,毅然關上那扇阻遏光明的大門后,卻并沒有見到嶄新的自由與平等之國。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家庭并不只是一個以兩性社會分工的需要而組成的基本的生產單位,也并不止擔負保證生命撫育和種族綿延的職能,它還是一種對婦女這“非己”的“第二性”進行統治的單位,對女性發揮著特定的父權社會國家機器的功能。女性唯一的社會職能就是她的家庭職能,她被父權社會規定的僅有的活動空間就是院墻之內。在歷史上,女性只能被規范于家庭森嚴的倫理秩序中,作為女兒、妻子、兒媳、母親等角色發揮她的作用,卻被徹底拒于社會主體生活之外,成為與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密切相關的經濟制度、政治司法、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局外人”。

  與五四時期“弒父”的“逆子”們一同從舊家庭中出走的勇敢的“逆女”們,此時卻發現社會幾乎沒有提供給她們合適的角色或職能,偌大的國家竟沒有她們能保持個人尊嚴與獨立經濟地位的容身之處。在這個夾縫中,她們看到歷史提供給她們的“合理”選擇或與舊家庭決裂的犒勞——與并肩作戰的丈夫組建一個新的家庭。“在決絕的反抗與永恒的承諾之間”[3](P38),這些開社會風氣之先的“新女性”面對主體追求與傳統女性角色這個新出現的兩難命題,痛苦地掙扎與彷徨。與經歷更多外界的風雨卻仍成為被異己的社會覬覦、敵視、隔絕的“他者”相比,溫暖的小家庭是很多大膽而不失脆弱的女性向往的避風港。而一旦走進這扇新的大門,她們的角色幾乎仍是丈夫的賢內助,未來孩子的好母親,甚至對于丈夫的見異思遷或呼來喝去也只能低眉順眼。追求獨立的自我價值、力求平等主體地位的新女性死亡了,她們重新退居于屋檐之下。而那一聲驚天動地的關門聲,也成為一個定格的舞臺符號,不會再有下一步的動作。

  除了重新回歸傳統家庭角色、為妻為母,出走的娜拉還可能不斷墮落,最終出賣色相與肉體,選擇這“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也是極普遍的婦女職業”。[4](P69)此外,為了謀生而結成的婚姻或同居關系也可以歸為這一類。《趙子曰》中,趙子曰在日本租界偶遇的譚玉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她在學校念書時和一個趙姓青年私奔,但青年死后她既因肄業而無法謀生,也不被父母接納,只能不斷釣魚似地“釣”男人再嫁。到最后,她和一名軍官同居,但當錢財揮霍一空后,軍官用槍逼著她出賣色相去詐騙,也斷絕了她逃跑的可能。《月牙兒》中的女主人公雖然沒有傳統家庭中父權和夫權的束縛,但當她從母女二人破碎的家中走出、想要自己掙飯吃,卻發現“學校里教給我的本事與道德都是笑話”[5](P24),但她竭盡全力掙扎想遠離那個最可怕的陰影。隨后,她被已婚男子的“浪漫愛情”哄騙,做女招待又不愿賣弄風情,“最后的黑影”向她逼近了,她徹底拋棄了“戀愛神圣”與自力更生的夢想,終于走上了母親的老路。這也是一條沒有盡頭的道路。

  三、困守家中——被精神奴役的女性

  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父權社會不僅將女性的職能規定于家庭之中,從制度、經濟層面斷絕了這些異己脫離掌控、另辟新路的可能,也在思想意識上始終對女性進行精神奴役和控制。如果說馬太太、譚玉娥們是大膽出走后發現沒有出路、被迫墮落或回歸的娜拉,那么《陽光》中的女主人公、《離婚》中的李靜和龍鳳則是另一類連家門都不曾踏出、被歷史文化沉積困于院墻之中的“玩偶”或“商品”。

  《陽光》是一部自述體的小說,女主人公“我”家庭富裕、受盡寵愛,也上女子學校讀書、有各種時髦愛好。但受教育只是為了提高她嫁人的身價,而她自身也因為忙于交際、玩樂而根本無暇學習。等到家人把她安排著嫁人后,她又成為丈夫討好上司的工具。而等到她失去了價值,自然又有其他人來代替她的位置了。她一怒之下向“最正派”的丈夫復仇——提出離婚,但離婚后,他們二人卻都被“正統”的社會所遺棄。她對自己沖動之下而使自己成了個普通人追悔莫及。

  女主人公之所以成為玩偶,有其自身的歷史惰性和依附性,譬如她希求一段更平等自在的感情,突發奇想要自由戀愛,但卻立馬否定,因為她不能嫁給一個叫花子或平常人。但從根本上,她的悲劇則是父權社會對女性長期的精神毒害與奴役的結果。

  出身富貴、猶如天之驕女的女主人公,本質上仍是家族聯姻和使丈夫官運亨通、保障家族男性成員利益與地位的工具。她根本不被允許自主選擇,也在家庭與社會享樂主義觀念的灌輸下自我放縱與墮落,徹底喪失了獨立思考與謀生的能力。這一類披著各種“新”字號外衣的、卻從未形成真正的新思想更缺乏奮斗的毅力與勇氣的女性仍是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同時,她們自身的依附性與惰性也是造成其悲劇的重要原因。

  在男權社會的精神奴役與束縛下,除了被家庭男性成員任意擺弄的“玩偶”外,還有一類被作為“商品”的知識女性。這以《老張的哲學》中的李靜、龍鳳為代表。李靜、龍鳳都是女學生,錢本位的惡棍老張想把身為她們作為親人的抵債品、給自己或別人做妾。雖然二人受到一定的新思想影響,有著朦朧的現代人格意識與獨立自主的情感觀念,但占據她們心靈深處的強大的封建倫理意識仍然起了決定性作用,再加上她們身邊無意識淪為封建陣營同謀的親人,鑄成了她們各自的悲劇:李靜姑母為其熱心包辦婚事,而李靜不忍辜負叔父的養育之恩,在思想斗爭中錯失了和王德逃跑的良機,盡管婚禮被阻止,但王德此時已成為又一場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李靜在多重打擊下郁郁而終;龍鳳的愛人李應出走,她本堅持留下等他回來,卻擋不住父親的苦苦懇求與勸說,和他一道前往了天津,與李應就此錯過。

  相較于剝奪女性的社會職能與經濟地位,觀念灌輸與精神毒害顯得更為隱蔽和持久。在圍觀老張和李靜二人婚禮的看客中,認為花轎更體面的老太太——為包辦婚事的姑母和聽從姑母話的女學生而感動不已的婦人——教育孩子也要這么體面的小媳婦和聽著她教導的小女兒,她們都與“好中國婦人”——盡心盡力操持這場包辦婚姻的李靜姑母一起,儼然構成了一個無窮無盡的循環。而那個之前做過暗娼、又15歲作妾的迎親的小媳婦,儼然是找到了結婚這條“生路”的“月牙兒”。這種力圖奴役婦女的倫理道德和文化心態以耳濡目染、口耳相傳的方式延續下來,即使經歷舊制度的滅亡與新文化的震蕩,也仍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四、未定的出路:女性往何處去?

  (一)正面有力的“新女性”缺失的原因。

  老舍的作品中浸透著中西方文化糟粕的悍婦和傳統美德色彩鮮明但多處于被損害地位的傳統女性,即使是受過一定教育的“新女性”,也總是處于“無路可走”的境遇或“玩偶”與“商品”的地位。似乎也可以劃分到“被損害的弱者”這一類,而缺乏正面的、堅強有力的“新女性”或“知識女性”形象。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筆者認為,在老舍作品中正面“新女性”形象的缺失主要有四個原因:其一,作為“舊時代的棄兒、新時代的伴郎”[6]、兼之沒落滿族的老舍,始終有一種深沉的悲劇意識。自幼失祜的老舍,見識了生活在底層的眾多婦女特別是沒落滿族婦女的墮落與毀滅,自然對婦女解放問題格外多了一分慎重與考量。這分謹慎不僅在于蒙昧未開化的大社會環境下,幾乎只在知識分子間提倡傳播的“平等自由”“民主科學”等觀念的脆弱性、動搖性,還在于婦女自身的思想意識、精神狀態的痼疾與沉疴。長期的等級制度下,在經濟、家庭地位上占據優勢的女性,也在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傷害、剝削著更弱勢的同性。前者如《老張的哲學》為侄女的“前途”全力包辦婚姻的李靜姑母,后者如《柳家大院》中欺壓嫂子、間接將其逼死的王二妞。但嫂子死后,她也要淪落到被家人出賣的境遇。這類“悍婦”既是吃人者,也是被吃者。其二,是老舍自身特殊的情感和生活經歷。老舍的初戀本是自由戀愛,但得到的卻只是被迫屈從于命運的痛苦以及母親要包辦婚姻的糾纏,他在母親的苦心與要“作個新人物”愿望兩方的撕扯下生了重病,甚至一氣之下要堅守獨身主義。即使他后來與胡絜青結婚,也是經友人介紹并撮合的。這可能也是他對自由戀愛、愛情趣味較少描寫的原因。其三,是老舍眷戀傳統美德的懷舊情結。自幼由母親撫育、對勉力支撐家庭的母親深刻眷戀的老舍,面對必然取代舊事物的滾滾新浪潮,對一些消逝中的傳統美德惋惜而又無可奈何。再加上當時一些畸形的所謂“新風潮”,如極端的縱欲主義、享樂主義,產生了一些如《善人》中的穆女士這樣兼具中西文化糟粕的“畸形兒”,老舍認為所謂的“新女性”大多既沒有真正的知識、無力承擔責任,也不甘或不能扮演好傳統的家庭角色,這使他對女性具有貶新而懷舊的傾向。其四,則是五四時期推崇的“新女性”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勇于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并具有獨立的現代人格與思想見解。這使得“新女性”的形象具有個人化、個體化的特征,即較注重自身感受與追求、而趨于忽視外界民族解放、國家振興的迫切要求,這也是與老舍重視國家、集體利益相沖突的。

  (二)忽略個人的解放與追求。

  對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的老舍而言,在中國積貧積弱、分裂混亂的背景下,相比于個人幸福與自由,他更重視的是集體的壯大和民族的振興。正如老舍自述:“貧人的空想大概離不開肉餡饅頭,我就是如此。”[2](P107)他的作品中往往并沒有戀愛神圣和個體思索這類更偏重于“精神性”追求的位置,而往往淡化了男女兩性間的情感波動和個人化的感受,強化了人物的“公民”身份,即為國家和社會興盛承擔責任、貢獻力量。因此,他給青年指出的出路就是《趙子曰》中“唯一的英雄”李景純給趙子曰指出的三條路:踏實學好專業,能學以致用;致力改造農村,造富農民;在社會上參加實際工作。總而言之,就是摒棄空想與私利、實干能干、奉獻家國,老舍于1940年創作的小說《文博士》中的唐振華就是這樣一個形象。她只是名小學教員,卻認真教學、淡泊名利,從不自視甚高與巴結闊人。然而,對于婦女要如何推翻民族文化的歷史沉積和卸除自身精神的重負,老舍似乎也沒有開出明確的良方。

  在老舍的早期小說《二馬》中,老舍也表達了他當時對于女性的角色定位。馬威對李子榮這樣一個有文化、抱負的青年卻愿意娶鄉下姑娘有所不解。他認為應該找一名志同道合的新女性,而李子榮則不以為然:“我不能愛一個不能幫助我、體諒我,替我負責的姑娘。”[7](P250)當馬威反問他是否以為做飯洗衣是婦女的唯一責任時,他進一步說:“一點不錯!今日的中國沒婦女作事的機會,因為成千累萬的男人還閑著沒事作呢。叫男人都有了事作,叫女人都能幫助男人料理家事!有了快樂的,穩固的家庭,社會才有起色,人們才能享受有趣的生活!”[7][P250]老舍1943年創作的《不成問題的問題》中,專注于事業的尤大興的婚戀態度也是“結婚就是結婚,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別的事都是多余。”[5] (P239)

  老舍曾說過在《二馬》中馬威是他“作個好國民”理想的產兒,而為了這個理想,“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8] (P13)但因為馬威還有缺點,所以通過李子榮來補充。李子榮的觀點也反映了作者的價值傾向:女性能成為一名賢內助,為丈夫開展有益于社會的工作提供一個和睦穩定的家庭環境和堅強后盾是老舍理想的女性定位,這也類似于我們提到過的“地母型”女性。

  結語

  從老舍作品中他加以贊賞的匯集傳統美德的“地母”型女性,以及他對于只顧個人“浪漫”的“女學生”到“新女性”這一群體的頗有微詞和最終否定,我們能夠看出老舍作品中較為明顯的男性視角。但很遺憾,老舍筆下并沒有多少善解人意的“賢內助”妻子,卻多是令人厭惡的“惡妻”形象。她們或自命不凡,從不為家庭做一點貢獻(《離婚》邱太太);或蠻橫強硬,肆意干涉并奴役丈夫(《駱駝祥子》虎妞);或極端自私,甚至出賣國家(《四世同堂》大赤包)。這可能也反映了在傳統美德逐漸消逝而新的健全的道德觀念遠未建立起來的新舊交替時期,老舍對于他那以穩固和睦的家庭為起點的社會改造理想的一點困惑與迷茫。

  參考文獻

  [1] 魯迅.隨感錄·四十八[N].新青年,1919-02.
  [2]閻煥東.老舍自敘: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3]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張愛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5]老舍.月牙集[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
  [6]王永兵.論老舍小說中新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委[J].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3 (2) .
  [7]老舍.二馬[M].北京:文匯出版社,2008.
  [8]老舍.老舍作品集:我怎樣寫小說[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2.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gyxbg.com.cn/html/zhlw/20191017/8207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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